第八四二章 多歧路，今安在（一）（1 / 2）

看似刘钰是想富朝鲜国，实际上还是为了富大顺。

有些距离，看测绘生画的比例尺地图，是不准确的。

从大宗货物运费的特殊比例尺地图来看看，实际上平壤到上海的距离，可比合肥到上海近。虽然从空间地图上看，合肥要近得多。

这种富国的办法，其实挺血腥的，纯粹是借助朝鲜国贵族士大夫拥有大量人口和土地的现实，走类似于普鲁士或者俄国农奴去工场服役的办法，快速完成畸形的工商业发展。

没有圣君个青天大老爷能救他们，拯救他们的，只能靠他们自己。

就像是盐政改革激发的一波又一波的盐工起义，虽然从唯生产力的角度上，刘钰对这些人的诉求定义是生产力上的反动。

但对他们的举动，刘钰是非常支持的。

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就是干，凭啥不干？

当初要是一波把刘钰带着的几千新军打崩，冲到海州毁了晒盐场，重回淮南盐小生产模式，刘钰就得竖个大拇指。这就是阶级斗争。

这种斗争，你死我活，连几万人的盐工起义都镇压不了、不能做到十几年内往海外关东南洋顶着超高死亡率强制迁徙百万人口，还搞个锤子的资本主义萌芽？

关键现在朝鲜国太拉胯了，从奴婢从母血统制改革，就能反推出了朝鲜国的王权力量完犊子了，根本顶不住一次大改革，或者一次起义。

用简陋的封建社会描述，就是国王封臣的封民，不是国王的封民；而国王的直属封民，纷纷跑到国王封臣那里做封臣的封民。现在国王要把封臣的封民，拉成自己的直属封民。

这要是不出事，那真是见了鬼了。

无非也就是因为作为大顺的藩属国，距离大顺又近，故而不太可能出现取而代之、兵强马壮者为朝鲜王的可能。

要么，在继承人身上搞事；要么，党争；要么，大规模农民起义；要么，王室叛乱国王“中风”；要么，重提毒杀兄长野种论。

总之就是大顺进场的机会很多——除了嘴炮阶段的朝堂党争，这个确实不太好进场——剩下的，全都可以名正言顺的进场。

关键是，进场之后，怎么保证让还存有理想的读书人阶层，觉得大顺之后的政策是对的、甚至把人往煤矿里扔是一种仁政？

要是没理想的，纯粹想着钱、货、财、色的，那都不用考虑。

是以，要给权哲身“洗”脑，在刘钰看来，一个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是让他们确定一个最基础的概念。

这个概念，既不是魔改的仁义道德、也不是异端经书。

而是，最简单的一句话：天下的粮食，是够吃的。天下很大，你看不见的地方，有的是粮食。

因为真正的精英阶层，其实懂一个非常深奥的道理：老百姓要是没粮食吃，会造反。

当然，懂这个道理的人不多。

刘钰估计权哲身肯定是懂，他虽然不知道星湖学派左右分野后左派是复古土改派，但既是能敏锐地嗅到了时代变化偷渡来到大顺寻找救世之道，这种人肯定明白老百姓没粮食吃会造反的道理。

实际上，“天下的粮食其实够吃”这个道理，恰恰正是拦在权哲身接受刘钰的歪理邪说的第一道阻碍。

很多后世理所当然的常识，在此时并不是常识。

不是说就差了几百年，智商上有什么差距。

而是朝鲜国封闭的紧，一个自小长在所谓三千里江山的人，一个没有在物质很丰富全球贸易盛行的时代生活过的人，真的很难理解——如果老百姓不去种地，都是做工，吃啥？

他就算是贵族士大夫，不是那种一辈子的世界只是周围三十里的奴婢。

可论及眼界，此时真的不如大顺一些被抓去东北、或跑到南洋的底层百姓。

连世界到底多大，都不知道，又怎么可能理解世界、解释世界？

正如伴随着天文学传入了朝鲜国，让朝鲜国的儒生产生了对朱子理学的怀疑。

现在想让权哲身接受发展工商是为大利的想法，就得让他知道，世界很大，产粮食的地方很多，挖煤冶铁种棉花，和吃粮食，并不冲突。

当然，这种忽悠的前提，是因为朝鲜国在朝鲜半岛。

刘钰就没办法用同样的道理，跑去甘肃、陕西等地说。因为说了等于没说，南洋再多的粮食也运不到甘肃；可别处的粮食，走海运真的能运去朝鲜国。

第一道障碍破除不了，后面忽悠他们北边挖煤南边种棉，就不可能。

这句看上去不起眼的话，实际上就是在重塑权哲身的世界观。

松苏地区，用不着刘钰来重塑这个世界观。

因为明末时候，松苏很多地方就已经纯粹是不种粮食，卖布卖丝绸买粮食吃了。

就像是完全不需要告诉中原地区的人，春种秋收，种地能吃饱；但要是去那些追逐野牛为生的印第安部落，说春种秋收才是最效率的生存方式，他们肯定觉得这不扯犊子吗？

现在朝鲜国的情况，是刚刚从当年的战乱中恢复过来，农村刚开始出现高利贷、土地私有制倾向、刚出现统一的全国市场、商人阶层因为“全部赋税折色为米”的制度才发展起来没多少年。

让他们去读《周礼》中的经济部分，绝对比让他们去读《国富论》，更容易理解。甚至于让他们读读《管子》中的经济学部分，估计可能都不能完全理解，多数只能凭空想象轻重术到底是什么玩意。

这是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有时候，眼中的世界到底什么样，会决定很多事。

正如历史上朝鲜实学派的两大派别。

历史上星湖学派这辈子都没去过中国，而且政治上不得志，大部分时间都是农村地区的半流放状态，目睹的都是农村的苦难，所以星湖学派的改革侧重点，在于复古、土改。

而利用厚生派，发起者作为贡使去过中国，见识到了更大的世界，政治上虽不算太得意，但终究实在经济最发达的首都圈城市生活，所以他们学派的改革侧重点，是工商业。

但现在，情况反了过来。

星湖学派的人，一群光脚的，悄悄往松苏地区跑看看世界繁华；利用厚生派的人，是穿鞋的，在官场上还算可以，故而只能走正规路线去京城。

而大顺京城和松苏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并不比原本历史上蹲在京畿农村的星湖派，与在汉城工商业发达区的利用厚生派的差距小。

毕竟，北方是大顺的统治基石核心，也是当年乱世影响最大、大顺妥协度最小的地方，那里有非常庞大而稳固的小农经济。

华北，现在当然不是松苏资本的经济体系范围之内。

想要讲通这个道理，刘钰还是采取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办法。

…………

几日后，一脸憔悴的权哲身正在为孟松麓送别，也可以说是孟松麓在为权哲身送别。

孟松麓端起酒杯，祝道：“此番，鹿庵兄要去南洋游历，我自去极东大洋的檀香山。日后不知能否再见。你我相识不久，但亦算投缘，请饮此杯。”

这杯送别酒，孟松麓喝的壮怀激烈，权哲身喝的五味杂陈。

当下酒杯，权哲身道：“昔日，绵庄先生说，吾国之途，在松苏。而如今，兴国公又说，松苏不是松苏，松苏之大，西至欧罗巴，南抵爪哇洋。兴国公言绵庄先生之言无错，但只在松苏，看不清楚松苏的全貌。”

“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见庐山真面目。”

“兴国公甚至说，朝鲜国和天朝一点不像，反倒是有点像是狮子国、锡兰国。无非是这边叫两班贵族，那边叫高维种姓；这边叫白丁，那边叫萨拉迦玛种姓；那边搓肉桂，这边卖人参……”

“孟兄可曾去过锡兰国、高浪埠？”

这话，孟松麓都有点没法接。

说是好话吧，肯定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