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四六章 必死之局（上）（2 / 2）

特别出台法律：子孙私卖宗族田产五十亩者，按捏卖祖坟罪论处，流三千里，戍边；子孙有私卖宗祠者，一间杖70，每三间罪加一等，满罪杖一百、徒三年。

再比如，慈善堂地主。

这里就不提诸如慈幼堂之类的地方。

只说一个，比如，渡口，义渡。

有些地方，以现在的工程水平，修桥是不可能修桥的，也修不了。

那么就需要有人专门摆渡，来维系交通方便。

对商业而言，花点钱过河是没问题的。

但对统治而言，还是需要一些基本的生活便利保障，就得是几乎免费的通行义渡。

这玩意儿，你说哪怕是找个聋子、或者残疾人干呢，也得让这残疾人吃饱。

没钱，咋办？

或是拨给、或是捐助，搞义田。

靠义田的租子，维系义渡的支出。佃户必须要那是交租。

……以上，等等。

这些例子说明什么？

这里没提正常的平民地主、绅衿地主、商人地主这种类型。

只说学田地主、慈善堂地主、宗族地主……

这些例子说明，大顺的基层运转、基本社会福利、学校教育、维稳体系等等，全是靠“地主、佃农”的租佃体系，来维系的。

一个国家，就算不去看那些平民地主、商人地主、绅衿地主。

只看这些地方上的福利、便利、基层运转等情况，完全是依靠租佃体系来维持的。

那么，大顺的社会运行基础到底是什么样，也就可以叶落知秋了。

按理说，这里面很多的投入，应该是政府收税，再支出这种模式。但显然，大顺不是，也没有能力征税支出维系基层运转，而是只能依靠租佃体系来维持。

换句话说，大顺如果继续改革，改革深入到内部、整个帝国。

那么，这种改革，就不是修条铁路、走个海运、建个钢铁厂这么简单。

而是要重塑基层的运行逻辑、重写基层的经济基础、改写税收和支出体系、重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底层彻底废除租佃体系……

如果说，建个钢铁厂、修个大运河什么的难度，是10。

那么，后者的难度，可能就是10万。

这显然，不是靠改革就能完成的。

而刘钰，恰恰又通过这些年的变革，制造了一个假象：你看，这些变革不也是前所未有的，但不也成功了吗？

这种假象之下，难免会有后续的欲效仿、且继续改革的人。

当然，理论上，其实只看数据，租佃体系似乎可以在不动均田这个大杀器的前提下完成。

只看数据，理论上，澳洲、北美，至少还有个五六十亿亩的可耕地面积。

后世不算加拿大的草原三省，只看美国，就有耕地56亿亩。

而此时，欧洲人在北美的垦耕活动，还只局限于阿拉巴契亚山以东，说理论上还有个五六十亿亩的可耕土地面积，那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理论上只算数据，大顺现在的人口，户均个百十亩土地，肯定是够。

但，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

过早的土地私有制，使得大顺这边的人，至少在土地上，是资产阶级的法权思维的。

欧洲的贵族制下，农奴要承担封建义务，但农奴也有永耕自己条田的权利、以及在路边、山坡、公地等放羊的权利。

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收回了这种固有的权利，按照资产阶级的土地制度，确定了土地的完全的排他性所有权。

当然，收回了这种传统权利，并未补偿。

而在大顺，私有制的土地制度下，土地是排他性所有的。我的地，我想租给谁就租给谁，佃户没有权利永佃，也没有权利让我这个地主只准把地租给他。

那么，以大顺而论，佃户租种地主的土地得以为生，算不算佃户的一种权利？

法理上，可能不算。

但如果算的话，经营性的农业资本家，如果占用了佃户原本租种的土地，理论上，是不是应该出钱，作为佃户无法佃租的补偿？

如果这么想的话，理论上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比如，加税。

你资本不是租种这块土地吗？不是让佃户没办法谋生了吗？那你多交点税，朝廷多问你收点税，用这笔税，来安置这些佃户，让他们迁徙去扶桑、南大洋，去垦耕。

这，就是那个“勃拉发明了抽水马桶，倒马桶的女人全都灭绝了”的段子的一种解决方式——原本这块地十个人干活，现在六个人干活，那么就该这六个人出钱，解决剩下那四个人的基本生存问题。

当然，这只是一种解决方式。

只不过，这种解决方式，在大顺又是不适用的。

以华北为例。

不管是去北美，还是去澳洲，就现在的交通运输水平、船只载重能力、跨越大洋去得六七个月时间的漫长周期。

使得每个移民的迁徙成本，至少得100两白银，只多不少。

而华北地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人地矛盾，人均土地面积，基本上可以认为已经降到了3亩到4亩——至少，山东地区应该是这样，否则也不会出现到了满清末期，山东一个短工干一天活只能买1斤6两高粱米，还无数人抢着干的情况。

而人均3、4亩的耕地。

种啥玩意儿，能在原本的“四六交租”的基础上，再拿出100两白银，还保证有利可图呢？

理论上，大顺可以先垫付。

然后分二三十年时间，把这笔钱用税收征回。

问题是，大顺的国库，拿得出这笔钱吗？

没钱，怎么垫付？

没钱，啥也玩不转。

所以，实际上，那个“勃拉发明了抽水马桶，倒马桶的女人全都灭绝了”的段子里，原本这块地十个人干活，现在六个人干活，那么就该这六个人出钱，解决剩下那四个人的基本生存问题的这个改革思路，在大顺，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学英国，不管，或者去城市做工、或者想办法润过大西洋，在大顺，还是行不通的。因为佃户不想安安地静坐在那，被所谓的历史车轮碾碎。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实际上能走的路，也就是刘钰说的那种办法：沿海地区靠对外掠夺、海外市场、美洲金银、过剩人口、先把工业化搭起来；内地地区，用强有力的手段，均田，禁止买卖，杜绝资本主义体系侵袭内地和农村，保证每个百姓的基本生存。

对先发地区来说，是生怕资本主义不够发展。

而对内地地区来说，则是要生怕资本主义继续萌芽。

但，这就等于又把问题绕回来了：均田、禁止买卖、保证生存、减免赋税、减轻劳役……这是大顺自己靠改革能完成的？

现在，大顺面临的情况，和历史上的王朝还有所不同。

这种不同在于，如果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想要这么改革，压根是不可能的。

识字，是晋升为统治阶层的基础。

而识字，以及入学进学成为举人、进士的前提，基本上可以确定家里面得靠租佃体系生活。

满清时候，有人进言，说限田三十亩事。乾小四最多也就是说，你说的很有道理、也很合乎正道、更合乎儒家一直以来的政治正确，但是这事吧，不好办。

简言之，做事，需要“干部”。

而“干部”，在之前，又和租佃体系，基本绑定。

让一群靠着租佃体系出身的人，去反对租佃体系，达到均田的目的，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大顺，有所不同。

大顺，有一群既不靠租佃体系为经济基础、又不是正统儒学出身的，识字的，有专业技能和基本统治术的人。

这群人，使得大顺有可能发动改革。

而这种改革，又是刘钰所言的“大顺炸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