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天正十六年《伴天连追放令》(2 / 2)
(6)天下各大名,需要严格限制领内切支丹家臣的数量,必须要留下接纳的也需要进行约束,经统计后上报秀吉核准。
从以上这些条例的修改可以看出,秀吉对于切支丹的警惕性比历史上高好多,历史上的秀吉对于切支丹虽然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是并且有彻底堵死,特别是在民众的信仰上。
而这一世的秀吉对于切支丹的态度格外严厉,对信奉切支丹民众在基数上进行了限制,切支丹只有和切支丹成亲子嗣才能继续信奉切支丹,不然就必须改信,就从源头上封印了切支丹信众的上限。
包括第(3)点也是对切支丹信众进行了约束,将他们这群人制约在特定的地区,而当领主不再接纳切支丹后,他们要么改信,要么居家迁移。
正所谓故土难离,离开了土地的信众就是流民,到了新领恐怕过得还不如乞丐,秀吉希望用这条政策,减少现今信奉切支丹的人数。
同时,秀吉对于大名秀吉也比历史上严格好多,历史上的秀吉只是要求大名们有新出现想要改信切支丹的,报他批准就行,对于已经改信的并没有进行限制。
但是这一世,直接要求天下所有大名,不论是已经改信的还是即将改信的,都需要经过他的同意,不然就必须限期改信。
第(6)条更是要求其麾下的大名,帮助其对领内信奉切支丹的武士进行约束,很多大名都会因为惧怕秀吉的威严,或者懒得惹麻烦而要求已经信奉切支丹的武士改回信仰。
对于这些大名来说,如果出现不愿意改信的武士,正好可以以此为借口收回他们的知行,扩大自己的实力。
对于秀家来说,这道命令的影响力还好,因为秀家已经预料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将领内的切支丹领民大部分流放到了虾夷地。
现如今秀家正好可以借着《伴天连追放令》,强制将赖在土地上的切支丹民众装船北运。
如果说一定有影响的话,就是那些改信了切支丹的武士,过去秀家对于他们的信仰没有依据进行限制。
限制随着《伴天连追放令》是下达,秀家不仅可以对他们进行约束,在暗示他们接受转封琉球或者虾夷的安排,还能表现出这是对他们信仰私底下的接纳,使得他们对秀家感恩戴德。
唯一比较麻烦的是向明石全登这样的重臣,他的能力即便放在日本都是拔尖的,秀家不愿意刻意迫害逼迫他改信,搞不好直接把人给搞走了。
那么只剩下一条路了——假意改信。
秀家只能代其上报已经改信,并且私底下通知他以后低调一点,不要刻意的展现出切支丹的信仰,当然这一切都是打着保护他的名义。
如果说《伴天连追放令》对秀家来说的好处的话,就是秀家终于可以有明面上的理据,来限制切支丹在虾夷的发展。
《伴天连追放令》的下达,在短时间内引起了不小的波澜,特别是切支丹信徒遍布的九州地区,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九州的一揆。
据说参与叛乱的民众数量超过10万众,以至于就封在九州的大名甚至没有能力进行镇压,以小早川隆景为首的外样大名联名上书秀吉,请求秀吉暂缓《伴天连追放令》的事实。
最后秀家不得不对《伴天连追放令》进行修改,暂时允许普通民众继续信奉切支丹,但是武士阶级必须进行约束,如果不愿意改变信仰的,就褪去武士的身份成为平民。
同时秀吉接纳了第一批允许继续接受切支丹信仰的名单,其中就有大友家,这就使得九州的切支丹民众蜂拥入北日向和丰后,短期内刺激了大友家的经济。
但是事实上,大友家现任家督大友义统是不信切支丹的,跟从他的家臣也大多信奉佛教,反倒是老家主大友宗麟是切支丹信徒,秀吉的这道命令为今后丰后动乱,大友家改易埋下了祸根。
与秀家多年内,不断的坚持清除领内切支丹信仰不同的是,天下大名过去普遍对切支丹信仰不加以约束,这就是的切支丹在日本各地深根发芽,从下至上的腐蚀日本。
因此当时限差不多到的时候,别国或多或少的上报了百余名家内信奉切支丹的武士,而横跨濑户内海,雄霸西国的冈山藩总共上报切支丹武士32名!
秀家的表现在之后新春贺喜中得到了秀吉的广泛赞誉,但是也为其打上了反切支丹大名的标签,使得秀家在之后与南蛮商人做生意的时候遇到了许多阻碍。
其实秀吉下达《伴天连追放令》的目的是将西方人的传教和贸易区分开,但是以西班牙为首的南蛮商人,是极度狂热的西切支丹信徒,他们的贸易的本质是为了配合伴天连们打开日本的信仰封印,通过同化日本人,打开更大的商品市场。
秀吉的《伴天连追放令》下达之后,使得之后两年南蛮商人锐减,进口货物大量减少,西班牙商人们似乎是想要以此来向秀吉施加压力。
但是之后随着葡萄牙和荷兰商人的进驻,这些将钱财看得比信仰更重的纯粹的商人,很快弥补了西班牙商人退出后的市场。
而这也进一步导致了1641年,西班牙东亚商会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圣萨尔瓦多城之战”的爆发。
在《伴天连追放令》的巨大影响掩盖下,《乐市令》的颁布就显得有些孤陋寡闻了。
现在很多人喜欢把“乐座”与“乐市”混在一起谈,是因为受到了暗荣《太阁》游戏的影响。
游戏中有一张卡片被称为“乐座乐市”,意思是能吏通过限制大商人,鼓励小商贩刺激了经济,增加的领地的贸易收入,与现在的“小微企业扶持政策”差不多。
但是实际上,“乐座”和“乐市”是完全分开的,而且是相矛盾的!
由于他们的在性质上有一定的矛盾性,基本上不可能同时颁布这两条诏令!
在当时的社会上,“座”就是大集团、大商号,所谓的“乐座”是给予大座商特许经营,也就是游戏中的御用商人。
而“乐市”类似划定一片特定的区域,让手工业这、普通农户直接将手中的货物出卖给其他需要的人。
也就是说“乐座”类似于“盐铁烟酒专营”,只是覆盖的商品更加广泛,客户面更大而已。
而“乐市”相当于后世的厂家(原产地)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同时厂家多赚点利润这样。
而秀吉此次颁布的乐市令,就是在自己的直辖领各国主要城的城下町内划定特别的区域,在每个月特定的日子里,允许缴纳了入场钱的民众直接和消费者做生意,有点像“赶集”。
从其只划定特定的区域,以及每个月特定的时间来看,秀吉依旧倚重大座商,不敢侵犯他们的利益,本质上这个《乐市令》只不过是秀吉与商人们商量好的,释放给普通人的一点小恩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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