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35章 援朝抗倭(三)双刃剑（1 / 2）

朱翊钧这话说得颇重，不过方寸感掌握得不错，因为他并不是直接就信了高务实手里的这道条陈，而是先表示要派厂卫去查证。

对于这种做派，高务实不仅不恼，反而非常欣赏，因为以他的观念而言，讲证据就是尊重事实，这是做事的大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做事只会陷入虚妄，变成堂吉诃德战风车。

“鸡与猴的问题弄清楚，就会发现这件事的严重性更加突出了。”高务实接口道：“这意味着朝廷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财阀势力操纵——或者至少说是渗透。

皇上，倘若阁部、部堂级高官都已经被财阀势力严重影响，甚至在财阀势力做出危害国家安全之举动时知情不报、装聋作哑，乃至于主动为财阀遮掩隐瞒、蒙蔽圣聪，那后果将会何其严重？”

朱翊钧眉头皱成深深的川字，手里的御贡竹叶青都似乎不香了，端着酒杯半晌未动。又过了良久，他才问道：“务实，你说这江南财阀为何总不老实？太祖开国之时就对苏州课以重税，结果苏州之富依旧冠绝天下，而由苏州蔓延至大半个江南的商帮势力反而不断增强，到最后就成了你口中所谓的财阀。

这财阀一旦生成，便更加不老实了。以前我不懂为何江南官员坚持不能开放海禁，而北方官员——如令伯文正高公便赞同开海，后来才知道这其中的复杂。

江南财阀早年要求禁海，只是不满当年朝廷舰队都是天家所为，朝贡贸易之收入也几乎都归了天家所有，他们几乎一无所得，自然眼红、自然反对。

后来禁了海，他们却开始走私，靠着禁海禁了竞争对手，自己却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自然更不愿意朝廷开海了。于是这又搞出了倭寇，大乱沿海数十年，远超开国时那些小打小闹的真倭。

朝廷左支右绌，终于在战争中锻炼出几支精兵，遴选出几员干才，将倭寇之乱平定得七七八八。这时终于有人站出来说，倭寇之乱激化，非为其他，实乃海禁所致，由此朝廷争议不断，直到文正公一锤定音，试以漳州月港开海通商。

而你也很快加入其中，并且在月港开海收到实效之后劝文正公增设港口。由此不过数年，倭寇绝迹、海关税收在朝廷岁入之比重逐年上升。终于，朝廷渐渐可以积盈余，整边务，开藩禁，伐北元，直到如今。

然而，这些江南财阀仍不老实，竟然做出这等事来！他们今日敢挑唆漕军，明日是不是便敢挑唆卫所、挑唆班军、挑唆边军，甚至挑唆禁卫军！”朱翊钧说到此处，右手猛然一拍桌子，然后一口饮尽左手杯中之酒，目光中有丝毫不加隐藏的怒火与煞气。

看来调查归调查，但他心底里其实早已信了，江南财阀在漕军骚动事件中绝对逃不脱干系。所谓调查，无非是去把罪证牢牢控制在手中。

不过关于皇帝的问题，也就是“江南财阀为何总不老实”这一点，高务实有些犹豫到底该不该给他详细解释。听皇帝的意思，似乎觉得江南当地人天生邪恶一般，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这句话是对的，但并不完整。事实上，人类社会本质上就是经济社会，而人类自然也就成为经济动物，一切行为都逃不出经济规律影响。某个地区的人如果有某种共性，那绝不可能是什么遗传基因导致，而一定是与当地在整个大市场中所处的位置有关。

这个关系很有意思，就好比后世有一种说法，叫做世界贸易体系内的分工，即本国在世界经济链中的位置。

稍微懂点经济知识的人都知道“微笑曲线”，即在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也就是设计(研发)和销售，而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

眼下的大明虽然说是说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但大抵也可以套用一下这个微笑曲线。套用之后就会发现，至少在京华崛起于北方之前，江南地区强大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地步：

它在整个产业链中，控制着利润率最高的设计研发(知识产权)和另一端的市场销售，同时它甚至还控制着生产！

你看当时大明的江南地区都控制了哪些产业？数一数，有丝绸(包括其他各类纺织品如锦、缎、纱、帛、棉等)、瓷器、茶叶、造纸、船舶、糖、盐……除了不肯种粮食，其他什么赚钱它做什么，还几乎都做到了顶端。甚至，哪怕江南不是酿酒的最佳之地，但它的名酒居然都不少。

这是什么？这TM就是全产业链最强，彻底让别人无路可走了啊！意思是大明这旮沓，其他事情我江南包圆了，你们只要种点粮食、养点猪羊，供我们好吃好喝就行了。

这能不出问题？这在后世来说，就意味着大明出现了极其、极其、极其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均衡啊！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江南人认为自己只是在做好自己的事，可在其他人看来，乃至于在皇帝看来，自然就变成了：“Howoldareyou？”[注：网络梗：怎么老是你？]

高务实想了想，稍稍组织了一下语言，道：“此事说来话长，不知皇上是否注意到，唐朝初期之前，华夏历代所有的博弈都是按照姓氏来区分的，每次一出场都是一大家子的人。

譬如西汉，吕雉和吕泽、吕禄、吕产、吕台；窦漪房和窦长君、窦广国、窦婴；卫子夫和卫青、霍去病、霍光……可是到了宋朝之后，姓氏之间的博弈，却逐渐转变为地域之间的争斗。”

朱翊钧听得一怔，下意识应了一声：“哦？”

高务实一看就知道朱翊钧不曾细细想过这个情况，当然更可能是根本未曾注意到，因此便道：“譬如宋末的新党和旧党之争，在臣看来就根本不是什么理念之争，而是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的博弈。如果查一下诸人履历就会发现，旧党大佬们一色都是北方人和内陆省份出身，而新党大佬则几乎清一色来源于东南沿海。

譬如旧党的领军人物中，韩琦是河北人，司马光和文彦博是山西人，富弼是河南人，欧阳修是四川人。而王安石的新党中，大佬们几乎一色都是南方人，王安石、曾布是江西人，吕惠卿、章惇、蔡确、蔡京都是福建人。

甚至后期围剿新党的，也变成了各省组成的联盟。譬如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党(山西)，以二程代表的洛党(河南)，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党(四川)。皇上想想，臣所言是否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