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7章 大战将起窝里斗(2 / 2)
“臣历考自古中兴之君,商高宗则得傅说,周宣王则得仲山甫,汉宣帝则得丙魏,王相协心,相与图治……
陛下自即位以来,於今三时,边陲未宁,黎元扰动,兴滞补敝之效,未有可观者,殆以宰相非其人乎?
……吴敏、耿南仲昏懦,唐恪倾险,此政事所以旷败而不振。昇下宜别选英贤,以图大计。”
此公棍扫一大片,却是只确诊不开方。
反正国家衰败至此,衮衮诸公都逃不脱责任,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弹劾了再说。
这也是比较保险的策略,言官有风闻奏事的权力,就算说错了也不要紧。
不过,这种策略的杀伤性显然不够,顶多是让相关受弹劾者“待罪府中”,方便其余人继续落井下石。
但大同限定的三日时间还有大半,贸然开口有押错宝的可能,多说多错不如一默。
事实证明,程瑀的谨慎是对的。
当日稍晚,淮南宣抚使司就传来了韩世忠奇袭寿春险些得城的急报。
李纲明显玩了“屡败屡战”和“屡战屡败”的文字游戏,但这份战报对于正被大同使者威胁就快跪了的大宋朝廷来说还是很及时的。
哪怕扛到最后还是要跪,也至少要跪得体面点。
韩世忠确实没能夺下寿春城,但这一战证明了宋军并不是没有反击的胆气和实力。
如此,就足够了。
经历上次的大战后,大宋君臣上下一心,励精图治,国力日涨,已经不是大同随便派个使者来威吓几句就能任人宰割的大国了!
这种想法很有市场,并不是才“胜”了一仗,大宋君臣就飘了,而是屡战屡败的大宋太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可以坚持下去。
同强宋弱的现实暂时无法改变,“以战促和”就成了大宋君臣保全江山社稷和家族荣华富贵的必然选择。
这种形势下,勇武敢战的韩世忠必须赏,指挥有度的李纲也不能换,居中协调有功的吴敏——又躲过了一劫!
不过,正因为奇袭寿春之战的战果太过“辉煌”,反而显得有些假。
赵桓之前才下旨撤掉了各地做走马承受(廉访使者)的内侍,使得其人对前线情况的了解只能依据守臣的一面之词。
万一李纲为了自保而欺君怎么办?
为慎重起见,次日大早,赵桓便命馆伴使以淮南军情试探大同使者的口风。
石秀自然不知道寿春县刚刚发生的战斗,但其人根本不在乎情报的真假和战斗胜败,反问馆伴使“贵国可是做好了大战准备”?
大同使者一句话便惊醒了还在做梦的大宋君臣。
前线的战局如何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朝廷可曾做好了大战准备?
显然,“一直在准备中”的大宋王朝从来就没有“做好大战准备”的时候,朝廷根本就有直面大同威胁的底气。
很快,如何妥善解决寿春府之事,避免淮南路成为第二个河东路,就成了大宋君臣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应对方法也不复杂,除了照单落实按照大同的要求外,就是追究造成淮南乱局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这又涉及到吴敏、李纲、韩世忠等人功过是非的重新界定。
换句话说,就是朝廷要打自己的脸了。
好在,安丰、霍丘、六安三县相继不战而降的消息送至临安。
前线形势仍然不明朗,但至少说明了同军根本就没有受到被袭的影响,反而是淮南兵马坐视寿春府全境陷落而无能为力。
进一步推测,则可以得出一个让人厌恶的结论:
根本就没有什么寿春县奇袭战,一切都是自知无法收场的李纲搞得鬼!
对这种为个人私利而罔顾江山社稷的贼子,必须狠狠地惩罚。
而要扳倒李纲,就得先整垮吴敏。
于是,御史中丞陈过庭亲自上书,弹劾太宰吴敏:
“臣闻汉田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匈奴单于曰:‘汉置丞相非贤也,一妄男子上书得之矣。’
盖宰相非其人,取笑四方。现天下形势亦如是,而责其抚百姓,镇四方亦难矣。
臣谨按太宰吴敏不才而喜为奸,无识而好任数。又其天资险佞,籧篨戚施,面若畏人,退而害物。
自童幼时为蔡京父子养於门下,侧媚狎昵,日益亲附。方郑居中作相,与京搆隙,京乃峻擢敏辈,列於侍从,分布亲党,四面刺探,当时被其中伤者不可胜计……
居真州不能择交,而与脏污罪人石悈宴饮游从,近乃召悈赴阙,士论大喧,其罪九也。”
陈过庭不愧为御史中丞,比起言之无物的左正言程瑀老辣了太多,其人不仅深得集中火力攻其一点的兵法精髓,而且言辞也非常犀利。
“九罪”之论将吴敏从天性到人品,从能力到动机,全盘否定了个遍,更是将其人与大奸臣蔡京牢牢绑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倒吴”的信号一旦发出,已经站边的朝臣们自然知道该落井下石了。
随即,便有臣僚上言:
“近尝论列吴敏掩蔽上皇内禅之德,当投荒裔,以为不忠之戒……
且陛下自即大位,屏去宫嫔,不迩声色,近以星文谪见,减膳避殿,以消天变,忧勤恭俭,前古未闻。
敏身为宰辅,自当仰体陛下至诚恻怛之意,夙夜在公,思所以报国。
迩者重造金器数百千,置婢妾二三人,以供娱乐,自谓宰相事业如斯而已。木石肺肠,略无忧国之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伏望远赐投窜,虽未是偿误国之大过,亦使之知罪不可幸而免也。”
朝臣几乎一面倒地弹劾吴敏,让本就对首相起了疑心的赵桓更加厌恶其人。
于是,在大同帝国的军事威胁下,大宋皇帝再次顺应人心,下诏:吴敏罢太宰中书侍郎,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彦州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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